一個人思想之應然

（汪暉《現代中國文化的舉起》）

“知行合一”釋

梁啟超“知行合一”概念：知必須在“行”中證實自己，也必須在行中被證明有效。梁氏說：“依陽明看法，你們賣的買的（指學生在現代學校中得到的知識-筆者注）都是假貨，因為不曾應用的知識絕對算不了知識，”他套用陽明“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話補充道：“未有不行而知者，不行而求知，終久不會知”。實際上，他是從實踐與效果兩方面把“學與行打成一片”，即便是學問思辨之“知”也具有“行”的性質。

……

但是，當梁氏把王陽明與顏習齋在“實驗主義”的意義上統一起來時，他是在一種抽象的意義上考慮到“行”與“踐履”所含有的“親身實踐、實驗和運用”的方法論意義，而前提是他已對“知行合一”的哲學基礎即“心物合一”、“心理合一”作出了上述闡釋。梁氏曾引王陽明《答東橋書》“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后知…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等語，這與顏氏的認識論在理路上的確具有相似的“實踐”的含義。梁氏把顏學納入王學中來理解，一方面是用顏李的“實踐”與“事功”及“物”的實在性改造陽明學，使之與近代科學精神與方法產生相關性，另一方面又用“心物合一”和“知行合一”修正顏氏過于“唯物”的傾向，從而在注重科學方法的同時為道德實踐和自由意志的活動提供本體論和認識論的依據。

思想之體系

本章旨在闡釋和厘清梁氏科學觀的基本概念、邏輯理路，及其與道德、政治和宗教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這種闡釋的明晰度遠遠超過了梁氏經常顯得含混不清的表達方式——這種含混不是語言風格上的，而是邏輯上的。依據梁氏的著述及其思想來源復現其思想的邏輯結構和變動過程當然具有闡釋的冒險性，但我還是確信這種闡釋方式在思想史研究中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任何一種思想觀點都不會是孤零零的，雖然它們有時顯得是如此。我的論述證明：梁氏思想的變化不僅是因時而異的，而且是有其內在邏輯的，是從他賴以建立其思想體系的那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運動中產生的。在許多方面，他只是澄清了他早年的思想，而不是背棄了那些思想，他的許多說法不一的觀點也并不像乍看起來的那樣自相矛盾-這當然不是說完全不存在矛盾。盡管我用邏輯的方式呈現梁氏科學觀的內在理路，但在此我卻樂意聲明：梁啟超的哲學信仰的動機基本上是審美的而不是邏輯的，他似乎有一種一貫傾向，即把哲學和思想看作是表達對世界的一般態度，而不是沿著邏輯理路去追問一系列問題的正確結論。這一點是他與詹姆士之間的最為重要的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