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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侯的治術
        更新時間:2024/3/28 16:32:59 來源: 瀏覽次數: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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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侯的治術

        (張國剛《〈資治通鑒〉中的歷史智慧》

         

         

         

         

        戰國時期,魏國是第一個崛起的大國。戰國七雄中,魏文侯(公元前472-前396)首先實行變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發展封建經濟,后來秦國商鞅變法都是以魏國為藍本的。

        魏文侯在位四十九年,特別善于識人用人。在他的領導下,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在政治、軍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很多學者認為,這一現象標志著官僚政治開始逐步替代貴族政治。

        一、天時地利,內外人和

        最重要的“人和”因素,在于魏文侯在開國后數十年中積極作為、勵精圖治。

        魏國的崛起是有多種條件的:首先,就“天時”而言,當時秦國尚在沉睡,齊國君權旁落,楚國內亂不止,魏國四周可以說是沒有強敵;其次,就“地利”而言,魏國橫跨黃河南北,領地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陜西的部分地區,是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中原區域;最后,最重要的“人和”因素,在于魏文侯在開國后數十年中積極作為、勵精圖治。

        先說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晉結盟,營造和平的環境。韓國和趙國幾欲開戰,都曾到魏國借師,對此,魏文侯采取了和事佬的態度。韓國來借師,魏文侯說:“我和趙國情屬兄弟,不能答應你的要求?!壁w國來借師,魏文侯也這樣回應。起初,韓、趙都對魏國的態度很不滿,“二國皆怒而去”。后來,他們醒悟過來,明白了魏文侯想讓兩家和平相處的良苦用心,于是“皆朝于魏”。魏國重“人和”,促成了三晉的結盟,自己也因此成為盟主。

        在內部的“人和”上,魏文侯首先通過改革化解矛盾,同時注意識人用人,儒法并用。戰國的改革自三晉始,而三晉之中,魏文侯首用李悝(又稱李克)為相進行變法,史稱“李悝變法”。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盡地力之教”,鼓勵墾田。李悝頒布的《法經》指出,王道政治最緊急的要務是懲治“盜”和“賊”,強調要保障百姓的生命權和財產權,以求國內安定和睦、百姓安居樂業。

        《法經》后來被商鞅帶到秦國,成為商鞅改革的起點。李悝出自儒家,又是法家的鼻祖。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的序中說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只要務實,用之于治國實踐,就不能沒有法制手段。漢代以后號稱崇儒的政論家(如賈誼)、政治家(如唐太宗)莫不如此,其源頭就出自魏文侯的老師李悝。

        二、誰更適合擔任國相?

         

        《資治通鑒》卷一

        克曰:“君弗察故也。居枧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資治通鑒》卷一

        魏文侯以ト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用人要細致地觀察他的行為:看他平時跟什么人親近,富貴時跟什么人結交,顯赫時保薦誰,困頓時何事不為,貧窮時何利不取。

        《史記》和《資治通鑒》都記載了一則軼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悝請教國相的人選:“先生總是告訴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先生覺得誰更合適擔任國相呢?”李悝聽后,沒有指出具體人選,而是講了講對識人的看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奔从萌艘氈碌赜^察他的行為:看他居常時親近誰,富貴時結交誰,顯赫時保薦誰,困頓時何事不為,貧窮時何利不取。李悝說:“憑這五條,您就足以確定國相的人選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見呢?”魏文侯大喜道:“先生回去吧,我知道該選誰做國相了?!焙髞?,李悝的這套識人術流衍甚廣,其核心思想,一是行勝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李悝剛從魏文侯那里出來,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瞇瞇地問:“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見,結果選了誰???”李悝說:“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钡澡宦狇R上變了臉色,憤憤不平地說:“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

        那么,魏成與翟璜的差別到底在哪里呢?

        魏成將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搜羅人才,向魏文侯推薦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三位大名鼎鼎的儒門弟子。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以“文學”見長,甚至有人認為《論語》就是卜子夏及其門人編纂的。魏文侯師從卜子夏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向隱居不仕的段干木請教治國之道,聘請著名儒商子貢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為客卿,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由此備受諸侯的贊譽。司馬遷在《史記·魏世家》記載了一件事,秦人曾欲伐魏,有人提醒道:“魏君禮敬賢人,仁愛國人,上下和合,未可圖也?!?/span>

        翟璜也向魏文侯推薦了許多優秀的人才,比如西河都守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甚至李悝本人都是翟璜推薦的。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

        但從根本上看,魏成與翟璜推薦的人才是不同的。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勢,儒家嚴格自律,同時還有戰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李悝、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李悝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師;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臣。后來,李悝告訴翟璜:“你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钡澡J同了這一評價,并為先前的失態向李悝道歉。

        三、領導者應該更自律

         

        《資治通鑒》卷一

        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領導者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只有在說話、處事、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管理更大的事業。國君治國理政,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才俊和輔佐之人,更需能幫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

        有一次,魏文侯正與田子方在一起吃飯賞樂,期間魏文侯說:“鐘聲不對稱啊,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碧镒臃铰牶?,只是笑笑,沒有說話。魏文侯不解地問:“你笑什么?難道不是這樣嗎?”田子方這才回答說:“臣聽說,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著意辨音。如今主公著意辨音,臣擔心您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啊?!彼囊馑际钦f,為君之道,無非用人任事,國君關注的重點應在用人當否,不宜即興評論臣下的具體工作。

        還有一次,魏文侯之子魏擊路遇田子方,下車躬身施禮,但田子方并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就沖著田子方大聲嚷道:“是富貴者值得高傲,還是貧賤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回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高傲,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封邑。失去了國家和封邑,再想重新獲得可就沒那么容易了。我是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貧賤呢?”魏擊猶如被當頭棒喝,趕緊向田子方謝罪。

        田子方教導魏擊的道理發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對未來有期待的領導者,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馬光在所著的《稽古錄》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業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歷代君主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更取決于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為,同樣是中等才能的國君,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約束自己,國家就會出現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領導者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只有在說話、處事、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管理更大的事業。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魏擊繼位,是為魏武侯。一年后,李悝去世。魏武侯開始按照父親魏文侯及李悝制定的國策執掌朝政。好在魏文侯留下了強大的家底,經過短暫休整后,魏武侯開始一展宏圖,征戰天下。在作戰指揮上,魏武侯與其父不相上下,但在用人方面,他大大遜色于其父。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逼走名將吳起。

        吳起早先效力于魯國,受到排擠后投奔到魏國。魏文侯知道吳起很有軍事才能,就讓他帶兵。公元前409年開始,吳起作為主將頻頻對秦國進攻,取西河之地,名震遐邇。但魏武侯即位后并沒有用吳起為相,而是起用了平庸的田文。田文死后,魏武侯又任用公叔痤為相。公叔痤畏忌吳起,就策劃了一個陰謀,使得魏武侯開始懷疑吳起。最后,功績卓著的吳起噙著眼淚逃離了魏國。

        吳起本人確實有他的弱點,但被排擠出魏國,不能完全歸因于他本人的過失。吳起是一位天才軍事家,能否用好并愛護像他這樣性格有缺陷、處事有不足但確有真本事的將領,對于戰國時期魏國的成敗至關重要,也是考驗領導者識人用人能力的試金石。吳起之后,商鞅、張儀、范雎、孫臏等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逐漸都被排擠出魏國。魏國的衰落,就這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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